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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盘庚中》记载商王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畜民”的祖先是先王的有功之人，因而得到商王的称赞。范文澜、郭沫若等有奴派则将《商书》中的“畜民”望文生义地解释成民众贱如牲畜因而是能被随意杀戮的奴隶，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何兹全等人则指出，这里的“畜”是“养育”而并非“牲畜”之意，这些民众的祖先和盘庚的祖先曾经共同劳逸，盘庚祭祀祖先时也会使他们的祖先得到配享，便套用官话说你们都是我所养育的民众，而奴隶的祖先是没有资格和奴隶主的祖先一块享受陪祭的，因此“畜民”并不是奴隶。在无奴学派看来，殷墟甲骨文中提到的从事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众”、“众人”都是作为自由民的平民，他们才是商代社会的主体。从殷墟墓葬结构来看，其中平民占商代人口的82%至87%，奴隶只占3%左右，首都地区尚且奴隶极少，下属方国只会更少；而古希腊在奴隶制的全盛时代，伊斋那两平方英里的面积内有47万奴隶，科林斯有46万奴隶却只有4万自由民，雅典则有40万奴隶而只有2万1千公民和1万外邦人，两者完全无可比性。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这有殷墟甲骨文和《诗经》佐证。井田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通过“私田”获取自己的粮食，以助耕“公田”的形式被统治者剥削，并不是奴隶制的无偿掠夺。而牧野之战奴隶倒戈的说法同样是中国大陆的“殷商奴隶社会说”论者主观臆断出来的观点，凡是主张商朝不是奴隶社会的学者，无人赞成“奴隶倒戈”的说法。

唐高宗和武则天時期，摩尼教逐漸在安西都护府傳播。武周时期，摩尼教初步传入中国。《佛祖统纪》载“延载元年……敕波斯国人拂多诞（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摩尼教传入的最早的明确记录。摩尼教初传中国，即与佛教产生冲突。何乔远《闽书》载“慕阇当高宗朝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阇高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谮，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摩尼教中的女性地位甚高，武则天可能因此对摩尼教思想产生兴趣，并利用摩尼教为自身称帝提供理论依据。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国王将一位摩尼教慕阇引荐给唐朝。《册府元龟》载“吐火罗支那汗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