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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第一个提出了儒教非教说，否定了自己早先在《西学书目表》的儒教说，认为孔子所教“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子应与苏格拉底并称，而不能与释迦、耶稣并称，“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蔡元培、陈独秀发展了梁氏的儒教非教说，否认孔教是教，但不否认汉武帝之后存在过儒教。陈独秀正告康有为：“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奠定了“中国古代无宗教说”的基础。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获得了五四时期学者的全体支持。1982年崔大华发表于《哲学研究》第六期的《“儒教”辨》以及锦全发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认为儒学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因为儒学没有人格神，没有彼岸世界，没有把孔子当作神。儒教不像道教那样可以成仙升天或者像佛教那样讲究来世，也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样的天国。但這是各大宗教的不同特點，並非宗教的構成要素。而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和神道教也是沒有天國的概念，舊約里甚至沒有“天國”一詞。早期中国原始宗教具有上帝、四岳、祖先等诸神崇拜，儒教承认存在神、鬼，但不关心其世界的事，而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现实世界，儒家左丘明的左传说“神无福也”，按照儒家历史观，神不是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发展或者衰败等等一系列人间世事的主宰，儒家认为“先王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所实施的政策和治国理念）才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昌盛的根本因素。然而根据出土金文化考古材料，周文王、武王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儒家的“先王之道”更像是一种基于西周早中期社会的理想模式。汉武帝以后儒教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结合，出现了祭天地、拜孔子、敬祖先等个别中国原始宗教的仪式，不过中国原始宗教的很多内容已经失传（有一些内容保存在道教科仪之中），今天人们只能通过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出土文献去了解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原始宗教。儒教虽然和亚伯拉罕诸教有很大的区别，但毫无疑问儒教是东亚古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錢妻胡美琦於錢穆逝世二十周年撰文強調：「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不是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的禮遇，也經過了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的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的智慧，以及中國傳統『士』人的風格氣節，這不是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指素書樓本因經濟考量，由朋友介紹購買一塊靠近東吳大學的墳地，再由胡美琦兄長胡美璜底下的工程師負責建築新宅。但事後總統蔣中正得知此事，透過蔣經國表示建築素書樓的規劃理當由政府負責，要求胡美璜交出建築設計圖，並對胡美璜說後續之事不需要再過問。於是錢氏夫妻已無法推諉政府籌建素書樓的事務。錢穆搬離素書樓之後臥病在床，胡美琦對錢穆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的是民國72年以前沒有契約時的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的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的，二十年來不是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了，這表示禮賢下士的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的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民國）81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還要再議論。那時你九十八歲了，難道還要再受一次他們呼名喚姓的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