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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美娱乐許多國家圖書館與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FLA）的國家圖書館部門合作，討論他們的共通任務、制訂和推動共通標準、開展有助於達成任務的計畫。歐洲的國家圖書館會參加歐洲圖書館，這是歐洲國家圖書館員大會（CENL）的一項服務。

修士和修道院对宗教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充当了强大家族的土地信托机构和政治权力的重要中心。他们是一个地区主要甚至唯一的教育和识字前哨。许多拉丁语经典的幸存手稿是在修道院内抄写的。修道士们也创作了新作品，包括历史、神学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作者包括北英格兰的比德。萨克森公国博学多才的赫羅斯葳塔创作了中世纪第一部非禮拜儀式戏剧。拜占庭传教士康斯坦丁将古教會斯拉夫語发展成为新的礼仪语言，奠定了斯拉夫繁荣的宗教文学的基础；900年左右，斯拉夫语改用西里尔字母，以康斯坦丁的教名“基里尔”命名。

唐德剛：「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張最難能可貴，是在情場、戰場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