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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共识并没有持续下去。1957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已使加拿大与英国和法国疏远。政客不信任美国的领导力，商人质疑美国的金融投资；知识分子嘲笑所有加拿大人观看的美国电视和好莱坞电影的价值观。“公众对加拿大外交政策大事的支持陷入困境。外交政策从自由党的一个获胜问题，很快变成了一个失败问题。”除了钦佩苏联的极左派之外，反美主义也是如此，首先被一些主要历史学家采用。 1947年之后，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哈罗德·英尼斯对美国的敌意也越来越大。他一再警告说，加拿大正在成为其更强大的南方邻国的屈从殖民地。“我们确实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他警告说，特别指出“美国广告的有害影响……我们只有在战略要点上采取持续行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所有诱人幌子，才能生存。”他的反美主义影响了一些年轻学者，包括唐纳德·克赖顿。

在《从分析二分心看意识的起源》中，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使用《伊利亚特》作为二分心理论的主要论据，认为直到史诗描述的时代为止，人类的思维与现代人的大相径庭，特别是在当时人们缺乏意识。他认为人类服从他们所认定为神祇的呼召，直到人类思维产生了自我意识为止。他指出在《伊利亚特》中，几乎所有的行为，无论是直接、缘由、影响等等，都是由神灵所推动的，而早期的译文中人物明显缺乏思想、计划或是内省。他认为，即使是出现了思想、计划、或是内省，也不过是翻译另加上去的误译，反映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