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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11娱乐而对殷商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神本位”时代，部分学者也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尽管宗教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未能独立发挥作用，殷人的宗教思想大多是原始性的而并非以愚民和政治控制为目的，远远没有发展到神权政治的程度。甲骨文只是占卜的专用记录，并不足以涵盖殷商文化的全部面貌，而且即便是占卜作为古人揣测天意的手段，本身也需要观察自然的征兆和人民的情绪，有着由民情而观天意的内涵。勤于政事而为民立功、重用贤才并信用旧人、施惠于民且体恤下情、恪遵祖制、注重君德与灾异都是商代政治观念的重要层面，这些并不必然依附于神权政治，而从卜辞和传世文献均可以看出殷人普遍认为祖先神和自然神降下灾祸是由国君不修政德造成的；在殷人看来，灾异徵兆不过是一种借口，纠正施政的不足才是问题重心，而在真正的神权政治下，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君主束手无策时，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会给他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在诸子百家中，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墨家也正好最具宗教色彩，但它的学说总是落实在现实中；而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爱德华·伯恩斯等人也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商代的宗教在本质上说是精神的或伦理的，而是如同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宗教一样，其目的是祈求人类的繁荣昌盛”，他们在肯定商代存在重大祀典、祖先神崇拜发达的前提下从来不承认商代属于神权政治，而是认为其更类似于虽重视鬼神但还是依靠法典和现实主义来治国的古代两河流域。从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商代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至上神，“上帝”、“天”在卜辞中只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规律而不直接干预人间事务，正如同殷人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而对天帝是只贞问并不祭祀的态度，如果只看甲骨文和金文而不相信传世文献，显然商代并不存在“天命”一词；但如果根据传世文献认定商代存在“天命”，那么传世文献如《仲虺之诰》的逸文、《诗经·商颂·殷武》和清华简《厚父》（《厚父》有明显的宋国文化因素，属于《商书》）都认为天命是可以变更的；“殷人笃信天命不变说”作为商代神权政治说的重要依据，却有着选择性使用史料的嫌疑；而晁福林等学者则认为《商书》中的“天命”只是“祖宗之命（祖先神能弃绝人们的生命，也能赐予人们生命）”， 而并非后世概念中决定朝代兴亡的“天命”，只是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依据后世的语法写成了“天命”。在商代，不仅祖先神和自然神被称为“帝臣”，人间的贤人也被称为“帝臣”；帝臣这层内涵的发现，有着很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表明商代人虽然重视神灵的作用，但是他们在神灵面前，并非无能为力，而是通过他们认为的“帝臣”—人间贤人—来影响帝，从而为神灵观念中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理性在早期的觉醒。以单线进化论为基础的商代神权政治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测，宗教神学并不是商代意识形态的重心，因此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商代神权政治论是难以成立的。由于中国大陆长期流行社会形态演进的单线进化论，不少人将殷商生搬硬套成了残暴的奴隶制神权帝国，从而违背了历史真相。

钾的熔点、硬度低，比钠更活泼，在空气中很快氧化。钾的密度小于水，大于煤油。鉀和水會產生劇烈反應（產生高温使自己熔成一個銀白色的球，釋放大量氫，使金属球在水面高速移動，氢气燃烧，可以看到紫藍色的火焰，生成氢氧化钾。方程式如下：

曹操表郭嘉：「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擒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桓，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 「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