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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达娱乐4月27日，英國國會有45名議員（主要為工黨，包括郝爾彬）提交議案，譴責中國當局於判處席揚12年徒刑，並駁回其上訴；議員注意到儘管席揚因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和竊取國家金融機密而被逮捕和監禁，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在獲取有關中國人民銀行利率的資訊時只是在執行正常的新聞收集任務，認為他提交的報道絕沒有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議員還注意到，香港的新聞自由載於《中英聯合聲明》，但這（指中方判刑）相當於對記者施加政治壓力，因為根據中國已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席揚被剝奪了公平審判的權利，因為審判是保密進行的，他在上訴前被剝奪了法律代表權，而且他的12年刑期與他被指控的罪行不相稱。並敦促英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對此案作出全面說明，並對今後國家保密法的解釋和適用作出具體澄清和保證，特別是考慮到1994年5月3日是國際新聞自由日，釋放席揚。

平均地权的程序有四：规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其中照價收稅源自亨利·喬治的“单一地价税”理论，而亨氏又受到宣扬合作主义的蒲鲁东，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拉萨尔学派影响。孙中山说：“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一法。”“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如果地主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照地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漲價歸公主張则承襲約翰·密爾，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提到對地價增值加以課稅，因為地價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和社會改良所致，扣除地主增值的部分後應該歸還社會。孙中山说：“像现在的新都市一样，日日有变动，那种地价便要增加几千倍，或者是几万倍了。推到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

1999年10月14日，建國黨決策會議決定發行「台灣錢」及「建國」，以籌募建國黨長期運作經費及參加200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之費用。「台灣錢」是建國黨以台灣共和國名義發行的貨幣，「建國」是建國黨以台灣共和國名義發行的刮刮樂型彩券，兩者性質均為有價證券，建國黨將兩者統稱為「建國黨券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