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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鑫娱乐针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负面看法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叶，《女权》一书才以重印版的面貌出现在市面上——但其恶名却依然存在。乔治·艾略特写道：“在某些领域，《女权》还要面对着一些含糊不清的偏见，这些偏见认为它在某方面是一本应受谴责的书。但如果读者带着这种印象去阅读这本书的话，会惊讶地发现这本书具有的罕见的严肃性、朴素的道德性及深刻的重要性”。虽然《女权》一书也许为女权主义的观念铺平了道路，但对20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经历的影响远大于其著作；她的另类生活方式促使了她们去尝试新的“生活体验”，就像吴尔夫在她那篇关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名杂文里写的那样。但是，同样也有证据证明《女权》一书对现代的女权主义产生影响的。一位女权主义者阿亞安·希爾西·阿里在批评伊斯兰教对女性的相关规定时，在其文章中引用了《女权》一书，写到她“受到女权主义的先驱思想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鼓舞：沃斯通克拉夫特告诉女性，她们拥有与男人一样的能力，并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

在19世纪初期，孔德認為過去神學及崇尚武力的社會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學、工業為主的年代正在抬頭，兩者之間的衝突正是社會動盪的源頭。在社會制度轉變的時期，這種過渡性的衝突及混亂是無可避免。在舊制度消失前，人們無法體驗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會轉變才能改組社會。社會學就是針對社會改組的問題（現代性）而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涂爾幹學派的社会学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会团体聚集起来，更希望了解社会瓦解的发展过程，從而作出“糾正”。糾正的觀念並不暗示社會學家預設一個「正確社會」的模板。涂爾幹本人都不認為有一個終極的、完美的社會可以參考。簡單來說，當一群人互動形成一個穩定的參考架構，運行良久，對他們來說就是「常態」。當社會制度問題積累下來，此一穩定狀態被打破，形成混亂，即上述所謂「瓦解」時，就形成病態。因此涂爾幹認為，社會學家職責在於找出一個社會的「日常常態」，如此才能確定出「病態」的判斷標準。社會學家需要不斷觀察與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稱終極事實就結束。

政府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重新规定了税收制度，一夫一妻应缴纳的租调为：“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织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