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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2娱乐经验二元论认为物质或精神上幸福的自由程度这两者，不必然地是同义词。举例来说，艾伦·华莱士（Allan Wallace）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关于不可比较的幸福自由度：“经验上很显然，一个人可能物理上不舒服（比如，当参与一项费力的体育活动时），但在精神上却很愉悦；相反，一个人可能精神痛苦，却在享受物理的愉悦。”实验二元论提到，我们仅仅看到物理世界的主观经验，似乎与痛苦和爱上一个人这样的精神过程有着质的区别。而且，实验二元论蕴含着因果的二元论，精神状态和物理状态二者相互影响：精神状态可以导致物理状态变化，反之亦然。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城市，“针对苏联的敌视和不信任”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否认了相关报道，但承认匈牙利事件对增援与匈牙利长达560公里边境地区的军队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影响”和“敌视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情绪”。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高层人士发出警告，称混乱局势会“诱使（匈牙利）反革命军队进入我国，煽动斯洛伐克地区叛乱”，而斯洛伐克南部地区主要由定居；“如果苏联和匈牙利军队（从匈牙利北部）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足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入侵。”同时，匈牙利局势对东德和苏联本国也产生了冲击。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东柏林的紧张形势迅速升温，东德高官奥托·格罗提渥称“波匈事件表明敌人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并企图以此将其击垮”，他十分清楚东德就是这“薄弱环节”。根据最新解密档案，早在1954年春夏之交，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就发起过抗议活动，争取政治讨论和持不同意见的自由。1955年下半年，一些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开始出版报纸，积极讨论有争议的政治话题。大学管理者曾试图对此进行压制，但学生们通过其他方法继续出版报纸。随着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多地都发生了混乱和示威活动，引发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1月4日前后，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莫斯科航空学院、等在内的苏联多所大学和学校爆发了反战的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中不乏共青团团员。首都以外的骚乱，其规模和频繁程度对苏联领导人冲击很大。于是，苏联政府命令克格勃安全部队开展全面镇压。在雅罗斯拉夫尔等边远城市，特种防爆部队强行驱散了学生组织的要求苏联撤军的示威活动。在莫斯科，一些学生和教师发起集会，“谴责苏联武装干预”。克格勃部队于是被派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将他们逮捕。此后，苏联政府通过校方将相关参与者开除并加强了共青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学生的影响活动。

1919年初，凡尔赛会议時，以“旅法安南愛國者小組”代表的身份，向和會提出八點要求，建議給予越人自治、民主自由、赦免政治犯、賦於越人平等的權利、廢除強迫勞役、鹽稅。但是，巴黎和会側重在處理歐洲的民族自決，并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胡志明回到巴黎後署名阮愛國，在《越南魂》雜誌上將他的建議發表。在法国期间，胡志明与未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结识，。1920年，图爾大會上，胡志明投票支持參加第三國際。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這次大會後分裂，胡志明跟隨支持第三國際的派別組成法國共產黨，在第九小組工作。胡志明也在法共的《窮苦人報》發表評論文章，並在“郊區俱樂部”練習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