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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智利后，聂鲁达被委派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而后又被派往西班牙巴塞罗那。后来他接替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成为智利驻马德里领事，在此他加入了当地的文学圈，与拉法埃尔·阿尔维蒂、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塞萨尔·巴列霍等作家交往甚密。聂鲁达唯一的孩子是与首任妻子在1934年所生的马尔瓦·玛丽娜·（特立尼达）雷耶斯（），这是个女儿，天生患有诸多健康问题（尤其受脑积水困扰）。她不幸于1943年早夭，年仅九岁。马尔瓦·玛丽娜短暂的一生都是在荷兰一处寄养家庭度过，聂鲁达忽略、并最终抛弃了她，迫使母亲独自工作抚养这个孩子。当时荷兰被纳粹占领，先天缺陷在纳粹分子看来是劣等基因。也在这段时间，聂鲁达与妻子疏远，并开始与比自己年长20岁的新欢幽会。

在生還者抵達紐約之前，美國和英國都開始計劃調查沉沒事故，以了解事件始末，並總結出防範措施來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美國和英國各自都進行了調查，前者強烈批評傳統慣例和業務過失，後者重視航海技術和專家意見。4月19日，喀尔巴阡号抵達紐約隔天，美國參議院鐵達尼號沉沒調查委員會正式成立，由美國參議員擔任主席。參議院調查委員會想要從乘客和船員那裡收集證詞，而這起海上事故對他們來說仍然是全新的領域，因此還需要傳喚所有生還的英國乘客和船員；由於這些生還者仍然在美國境內，使他們在美國調查完成前不能返回英國。鐵達尼號生還的副官都對美國當局感到不滿，因官員用對待三等乘客的方式對待他們，以及「調查沉船事故的美國官員卻不懂船舶或航海知識」。英國媒體譴責威廉·阿爾登·史密斯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批評他高調的進行公開調查，認為這是他為了獲得政治威望並趁機「踏上世界舞台」的一種手段。然而，威廉·阿爾登·史密斯身為美國鐵路安全運動的倡導者已經享有聲譽，他也希望調查鐵達尼號實際擁有者——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任何可能的不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