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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娱乐歷史上，對外教授漢語並不是一直像現代這麼開放。例如清朝乾隆年間不允許教授外國人華語。東印度公司一個叫洪仁輝的英國人，因不滿地方官員勒索告御狀，結果被判刑三年，罪名是擅自學習漢語。兩廣總督李侍堯在奏文中將事件原因歸結： 「細察根源，縱由內地奸民教唆引誘，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遠處海外，本與中國語言不同，向之來廣貿販，唯藉諳曉夷語之行商通事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輝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至漢文字義，亦能明晰，此夷商中如洪仁輝之通曉語文言義者，亦尚有數人，設非漢奸潛滋教誘，何能熟悉？如奸民劉亞扁始則教授夷人讀書，圖謀財物，繼則主謀唆訟，代作控辭，由此類推，將無在不可以勾結教誘，實於地方大有關系。」。

中國共產黨同時也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8個民主黨派合作和協商，進而組成統一戰線。這些政治協商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主要參與成員還包括有群眾組織、民主黨派以及各個行業的代表。而在其政治制度理論上，透過正式協商制度能夠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飾物等各個層面的基本政策成形。對此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互動關係，則主要建立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還將這一協商過程制度化而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且要求所有統一戰線成員支持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並持續支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使得一些人认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實際上並沒有任何權限，而有關的討論內容也都是受到中國共產黨所監督。

當時接收官僚經常以征服者、戰勝者的統治觀點，將臺灣人視為戰敗者，歧視、敵視、排斥與打壓臺灣的文化和價值觀，造成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文化認知出現矛盾與衝突。相反地，臺灣社會開始流行「狗去豬來」的說法，並懷念起日治時期；無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國大陸人士對此則批評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環。同時期，政府在短期內無法順利完成復員工作，日本人的遣返、中國各地臺灣人與臺籍日本兵返回臺灣均出現問題，同時復員返回臺灣的臺籍日本兵就職無路、一文莫名，因而對政府有所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