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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盛娱乐而对殷商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神本位”时代，部分学者也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尽管宗教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未能独立发挥作用，殷人的宗教思想大多是原始性的而并非以愚民和政治控制为目的，远远没有发展到神权政治的程度。甲骨文只是占卜的专用记录，并不足以涵盖殷商文化的全部面貌，而且即便是占卜作为古人揣测天意的手段，本身也需要观察自然的征兆和人民的情绪，有着由民情而观天意的内涵。勤于政事而为民立功、重用贤才并信用旧人、施惠于民且体恤下情、恪遵祖制、注重君德与灾异都是商代政治观念的重要层面，这些并不必然依附于神权政治，而从卜辞和传世文献均可以看出殷人普遍认为祖先神和自然神降下灾祸是由国君不修政德造成的；在殷人看来，灾异徵兆不过是一种借口，纠正施政的不足才是问题重心，而在真正的神权政治下，一旦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君主束手无策时，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不会给他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在诸子百家中，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墨家也正好最具宗教色彩，但它的学说总是落实在现实中；而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爱德华·伯恩斯等人也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商代的宗教在本质上说是精神的或伦理的，而是如同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宗教一样，其目的是祈求人类的繁荣昌盛”，他们在肯定商代存在重大祀典、祖先神崇拜发达的前提下从来不承认商代属于神权政治，而是认为其更类似于虽重视鬼神但还是依靠法典和现实主义来治国的古代两河流域。从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商代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至上神，“上帝”、“天”在卜辞中只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规律而不直接干预人间事务，正如同殷人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而对天帝是只贞问并不祭祀的态度，如果只看甲骨文和金文而不相信传世文献，显然商代并不存在“天命”一词；但如果根据传世文献认定商代存在“天命”，那么传世文献如《仲虺之诰》的逸文、《诗经·商颂·殷武》和清华简《厚父》（《厚父》有明显的宋国文化因素，属于《商书》）都认为天命是可以变更的；“殷人笃信天命不变说”作为商代神权政治说的重要依据，却有着选择性使用史料的嫌疑；而晁福林等学者则认为《商书》中的“天命”只是“祖宗之命（祖先神能弃绝人们的生命，也能赐予人们生命）”， 而并非后世概念中决定朝代兴亡的“天命”，只是在文献传抄过程中依据后世的语法写成了“天命”。在商代，不仅祖先神和自然神被称为“帝臣”，人间的贤人也被称为“帝臣”；帝臣这层内涵的发现，有着很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表明商代人虽然重视神灵的作用，但是他们在神灵面前，并非无能为力，而是通过他们认为的“帝臣”—人间贤人—来影响帝，从而为神灵观念中注入了人文主义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理性在早期的觉醒。以单线进化论为基础的商代神权政治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测，宗教神学并不是商代意识形态的重心，因此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商代神权政治论是难以成立的。由于中国大陆长期流行社会形态演进的单线进化论，不少人将殷商生搬硬套成了残暴的奴隶制神权帝国，从而违背了历史真相。

拿破崙在5月下旬下令除第四軍以外的法軍撤出洛鮑島，回到多瑙河南岸。法軍在接下來的六週中將許多火砲移至洛鮑島，並成功召集了馬爾蒙的達爾馬提亞軍、貝爾納多特的第九軍、歐仁親王的義大利軍團（下轄麥克唐納軍和格勒尼耶軍）與弗雷德的巴伐利亞師，這些部隊加上先前抵達的達武第三軍，讓法軍激增至17.2萬人與475門火砲。7月4日夜晚法軍開始行動，超過15萬人與400門火砲在24小時內渡過多瑙河，在7月5日夜晚前奪下阿斯珀恩村與埃斯靈村。法軍成功推進至馬希費爾德平原，開始向瓦格拉姆的奧軍發動進攻，但由於指揮系統的出錯，法軍各部隊並未同時展開行動，數次攻勢都以失敗告終。7月5日深夜，先前尚未過河的馬爾蒙軍與巴伐利亞師也抵達戰場，拿破崙調整部署，將馬塞納軍從左翼調往中路，留下該軍的布代師把守法軍的左翼阿斯珀恩村，達武軍所在的右翼則將作為主攻方向，發動側翼攻勢席捲奧軍的陣線。7月6日上午4點，奧地利第四軍對達武軍發動進攻，成功驅離達武的前衛部隊，但由於法軍部隊的迅速增援，孤立的奧地利第四軍深陷險境，卡爾大公下令該部隊撤回初始位置。之後奧軍第一軍成功擊潰中路的貝爾納多特軍，佔領阿德克拉村。左側的馬塞納軍立即前往支援，阿德克拉村數次易主，最終被馬塞納奪回。同時，孤立的布代師在左翼直面奧軍第六軍的進攻，放棄了阿斯珀恩村與埃斯靈村，奧軍第三軍也行軍至馬塞納軍的側翼，法軍的左翼與中路瀕臨崩潰。拿破崙隨即做出一系列「創造軍事歷史」的決策，他告知右翼的達武軍準備進行側翼進攻。為了使此側翼攻勢成功進行，馬塞納軍撤出重要的阿德克拉村，向左轉90度前往阻擊左後方的奧軍第六軍；麥克唐納軍的三個師也向左轉90度，組成空心方陣向奧軍中路反擊；勞里斯頓的砲兵部隊組成超過100門火砲的大砲陣，負責掩護馬塞納部隊留下的巨大缺口與預備麥克唐納部隊的進攻；烏迪諾軍則在達武軍進攻後，向奧軍的高地衝鋒。拿破崙在隨後的戰鬥中投入除了老近卫军外的所有部隊，奧軍在所有陣線都受到壓迫，下午2點30分卡爾大公下令撤退。瓦格拉姆之戰是當時歐洲最大規模的戰役，兩支軍隊在戰役中共傷亡與被俘將近7.4萬人。法軍在戰鬥中輝煌的機動作戰，展現出拿破崙在大規模戰役的天才和法軍出色的指揮層與基層素質。

杜牧与李商隐虽然被后人称之为“小李杜”，但是二人的交往有记载的只有一次。大中三年，与杜牧同在长安做官的李商隐写过两首诗给杜牧，而且表达了对杜牧的赞赏之情，诗中说：“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但是杜牧回赠李商隐的诗却找不到，可能没有作，也可能已经亡佚。